《读书》首发 | 孙英刚：千年雁塔费思量
编者按
雁，是中国古典诗文中的美好意象，在民间也被视作一种灵物，有“禽中之冠”的美称。而大雁塔之“雁”，在中国传统语境之中还蕴藏有丰富的佛教意涵。该塔自修立之日起，便成为佛教在亚洲兴起的标志性建筑。往事历千年，由慈恩塔而大雁塔，名称变化背后有怎样的历史脉络、宗教情怀？孙英刚《大雁与佛教信仰》一文，从塔名之“雁”开始，通过难得一见的考古出土器物，抽丝剥茧，追寻汉文语境中的“雁”与圣鸟桓娑（hamsa），乃至印度文化、佛教信仰的紧密关联。跟随这番图文并茂的探寻，一如重走古代丝绸之路，在建筑、器物、宗教、文化的勾连中，领略域外佛教思想，感受中外文明交流的踪迹。
文 | 孙英刚
（《读书》2016年第1期即刊）
经历千年风霜、至今矗立在西安的大雁塔，也曾经俯瞰着隋唐长安那座历史上的伟大都市。它是中国中古时代带有强烈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色彩的辉煌文明的见证者，也是佛教在亚洲兴起与传播这一世界脉络的重要地标。它的建立，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土的长安崛起成为新的世界佛教中心的象征；同时，从这里出发，佛教横渡东海，将佛光洒在日本列岛上。它的宗教、思想、文化意涵，以及在整个人类文明起伏演进中的意义，清晰地刻画在历史的记忆里。不过，历史记忆又是如此的脆弱，以至于我们至今说不清楚为什么这座伟大的佛塔，叫作“雁塔”。虽然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但“大雁塔”之得名，背后却很可能存在被历史记忆所湮没的信仰与思想情结，而这些情结，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的域外思想因素和中国文明的关联性。
大雁塔的得名，目前最为学界认可和大众称道的，是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记其在印度所闻僧人埋雁造塔的传说。根据玄奘的回忆，在因陀罗势罗窭诃山东峰伽蓝前有窣堵波（即佛塔），名叫“亘（许赠反）娑”，玄奘注云：“唐言雁。”根据注音，这里的“亘”读音为“桓”。其实在汉文佛教文献中，这个词多译为“桓娑”。关于这座“亘娑”塔的兴建缘由，玄奘记载，该寺最初修习小乘，开三净食（可以吃自然死亡的动物的肉）。有一天一个僧人饿极，看见群雁飞过，戏言说，今天午饭还没着落，菩萨应该知道吧。刚说完，一雁就投身坠落，死在僧前。众僧很感动，觉得是“如来设法，导诱随机”，于是转而修习大乘，并且建佛塔，将死雁葬于塔下，将佛塔命名为“亘娑”（雁）。
大慈恩寺门前的玄奘塑像，后为大雁塔
玄奘见到这座以雁命名的塔，是否就意味着长安的大雁塔是仿制这座塔而来的呢？没有任何文献记载能够证明两者之间的关联。两者之间的关联，只不过是近代学者们从《大唐西域记》中找出了这条记载，然后裁剪拼接到长安大雁塔的建塔缘由上去的。看似合理，实际从史源和逻辑上都存在着无法解释的地方。翻检唐人文献，我们就找不到两者之间的关联，甚至到了宋代，宋人似乎也并不知道长安的大雁塔和《大唐西域记》的这条记载有什么关系。比如宋人张礼《游城南记》就不买账。他对大雁塔得名的解释，依据的是《法显传》有关达儭国（即㤭萨罗国，Kosala）迦叶佛伽蓝佛塔的记载，这座佛寺“穿石山作塔五层，最下一层作雁形，谓之雁塔”，张礼由此推论，长安的大雁塔与此有关。但是检《法显传》原文，我们却发现这座佛寺最下层为象形，往上依次为狮子、马、牛、鸽形。鸽雁同类，唐代习尚以雁为贵，凡言鸟者多以雁代之，故慈恩寺大雁塔以雁命名？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是唐初徐坚《初学记·道释部》记载释道安（三一二至三八五年）在襄阳檀溪寺造五重塔，正是对达儭国伽蓝的模仿，但是唯一的区别，就是“最下为雁形”。所以张礼所说，也未必全错。有关信息传入中土后，或有失真。但可以确认的是，达儭国伽叶佛伽蓝有雁或鸽的符号。
史实（historical facts）和构建的知识（constructed knowledge）是有区别的。有些观点是现代学术的产物。学术研究除了能够呈现出新的历史画面，也可能会制造出并不存在的关联、绘出并不存在的历史画面。从这个角度说，越是技艺精湛、思想丰富的历史学家，其过于完美的结论越是值得警惕。
其实大雁塔得名“雁塔”甚晚，并非在建塔之初就命名为“雁塔”，而是后人追加命名的。也就是说，玄奘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建造的这座塔名叫“雁塔”。玄奘弟子记载玄奘于六五二年在长安晋昌坊慈恩寺建塔时，“仿西域制度，不循此旧式也。塔有五级，并相轮露盘，凡高一百八十尺。层层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万余粒”（《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不但玄奘本人并没有把这个塔叫作雁塔，而且翻检初、盛唐诗文，佛教文献，官方文书等各类史料，这座佛塔主要的名字叫作“慈恩〔寺〕塔”、“慈恩寺浮图（屠）”，因其位于慈恩寺西院，有时也被称为慈恩寺西院浮屠，比如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韩愈《长安慈恩塔题名》文、高适《同诸公登慈恩寺浮屠》诗等。中唐之前慈恩寺并没有“雁塔”这个固定说法，到了科举制度勃兴，“雁塔题名”成为潮流，才使得雁塔之名流行开来。至于在雁塔前冠“大”字 ,则大约起于明代。明代科举考试的文举人和武举人，仿照唐人故事，分别会聚于慈恩寺和荐福寺立碑留念，亦曰“雁塔题名”。因西安南郊有两座雁塔，为便于区别，遂有大、小雁塔之称。
其实，“雁塔”作为一种对佛塔的描述性文字，在唐代非常普遍。比如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其文字中不厌其烦地用“雁塔”描述各个寺院的佛塔，比如《梓州元武县福会寺碑》云：“都人狎至，瞻雁塔而欢心。”沈佺期《游少林寺》诗也称少林寺佛塔“雁塔风霜古，龙池岁月深”。卢藏用《景星寺碑铭》也用“雁塔分身，初疑踊出；蜂台合势，更自飞来”来形容景星寺佛塔。武三思《大周封祀坛碑（并序）》云：“心悬万月，从雁塔而乘时；足驭千花，自龙宫而应运。”敦煌写本 P.3445是一篇咏赞法门寺真身舍利的五言诗。《偈》诗中称法门寺真身舍利塔“神光分皎皎，雁塔起巍巍”。最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撰《大福先寺浮图碑》描述大福先寺佛塔云：“于阗香像，尽写龙龛；舍利全身，咸升雁塔。”其实这里已经点出了“雁塔”跟佛教舍利信仰的紧密关系，“雁”是跟佛教舍利信仰紧密相关的一种符号。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推断三点：第一，“雁塔”早在慈恩寺那座今天叫作“大雁塔”的佛塔建造之前，已经被广泛使用来指代佛塔；第二，在慈恩寺大雁塔建造之后很长的时期内，它并不叫作“雁塔”；第三，“雁塔”成为慈恩寺那座佛塔的专属名称，并不是玄奘赋予的。所以，从跟玄奘有关的文献中裁剪一段记载来推断大雁塔的得名，从逻辑上并不成立。如果要解释为什么慈恩寺大雁塔被叫作“雁塔”，可能需要解释的不是单个的塔为什么叫作雁塔，而是为什么 “雁塔 ”这个词在中古时代被广泛用于描述佛塔。其根源性的原因，在于“雁”（桓娑）和佛教的密切关系，而不是跟哪座具体的佛塔有什么因缘。这涉及“桓娑”的真实意涵。
莫尼尔 ·威廉姆斯（Monier Williams，1819-1899）将其梵文“hamsa”（中文即 “桓娑”）翻译为“雁”、“天鹅”、“火烈鸟”等等。在西方学界，经常被翻译为“天鹅”。比较例外的是福斯保尔（N. Fausboll）翻译《法句经》时，将“hamsa”都用“anser”（雁）一词来对译（高山杉认为，因为北欧国家是候鸟野鹅每年迁徙必经之地，北欧人一般从小对野鹅就十分了解，所以福斯保尔比英、法、德等西欧国家的学者更能领会印度佛经里提到的这种飞禽到底是哪种动物。由此可见，人种、民族、国家诸因素，同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息息相关。参看高山杉《欧洲人佛书翻译丛谈》，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75—76页）。让·沃格尔（Jean Vogel）在一九五二年质疑是否hamsa就是天鹅，其主要的依据是，在现代的印度，天鹅是极其罕见的，反而印度的斑头雁非常普遍。他认为，之所以西方和印度学者倾向于把“hamsa”翻译为“天鹅”，是因为天鹅在意涵上显得更加文雅。
然而，最近几年，又有学者提出反面意见，认为印度是有天鹅的。比如鸟类学家保罗·约翰斯噶德（Paul Johnsgard）、彼特·斯科特（Peter Scott）都指出，印度的西北喜马拉雅地区确实是疣鼻天鹅的迁徙地。二〇〇三年，学者们确认了在西北印度、东北巴基斯坦，尤其是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的南部部分地区是疣鼻天鹅的栖息地。但是这些证据仍不能证明古印度也有天鹅。
虽然 hamsa或者说中文文献里的“桓娑”到底是斑头雁还是天鹅，尚有一点争议，但是毫无疑问，这个跟佛教教义密切相关的圣鸟被介绍到中国并被逐步融入汉文语境的时候，“雁”成了它的主要翻译。如果 hamsa的原型是斑头雁，那么现在矗立在西安的大雁塔，更好的英文翻译就是“Anser Pagoda”，而不是“Wild Goose Pagoda”。当然最好的翻译应该是 “Hamsa Pagoda”（桓娑塔），“雁”最初就是从“hamsa”翻译过来的。
桓娑是吠陀时代主神梵天（Brahma）的坐骑，在印度教里它象征着梵天。在不二论（Advaita Vedanta）哲学里，这种鸟生活在水边但是羽毛却并没被水打湿，因此被用来形容生活在充满物欲的世界里但是却不被这些表象所玷污。在印度哲学和文学中，大多数情况下，桓娑代表着个体的灵魂、精神，或者是宇宙精神（在佛教中，多数指佛陀本身或者佛陀舍利）、最终现实（ultimate reality）。在佛教中，hamsa的飞翔象征着跳脱六道轮回（samsara）。
桓娑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和装饰元素，在印度和东南亚被广泛使用。在犍陀罗艺术中，桓娑也常常出现。在许多佛教艺术作品中， hamsa跟释迦牟尼佛的形象连在一起，也用来象征佛法的神圣。如下文我们展示的那样，在一尊犍陀罗佛陀立像上，桓娑的浅浮雕围绕着佛陀；更多的时候，其出现在跟佛陀舍利供养有关的器物上，比如舍利容器、佛塔等，显示它跟跳脱六道轮回、涅槃等主题有关。现在，让我们沿着丝绸之路回到犍陀罗，寻找大雁塔的思想和信仰的根源。
一八六一年，在塔克西拉出土了一个圆形的石质罐子，在罐子里发现了一件水晶制成的、桓娑形状的舍利容器。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大约三英寸长的、带有铭文的金叶，即学界所谓的“塔克西拉文书”（Taxila scroll）。时代大约是公元一世纪前后。石质罐子和水晶舍利容器在一八六七年被康宁汉（Cunningham）送给了大英博物馆，至今仍藏于该馆。但是那件带有铭文的金叶却消失不见了，不过上面的铭文获得了解读，意思是：“Sira在桓娑（形的容器）中保存一片佛祖的舍利，〔以此功德〕祝愿父母获得〔更好的〕重生。”这一水晶舍利容器显然和佛教的舍利信仰有关，而舍利容器的造型选择桓娑，也清晰地解释了桓娑作为重要佛教信仰符号的意义。
大英博物馆藏桓娑形水晶舍利容器
一八三三到一八三八年左右，英国探险家查理斯·马森（Charies Masson）在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Jalalabad）西部毕马兰村（Bimaran）的一座佛塔遗址（编号二号佛塔）中发掘了一个镶嵌红宝石的金制舍利盒。现藏大英博物馆。时代可能属于公元一世纪前后。其铭文翻译过来大体意思是：“马亚瓦曼达（Mumjavamda）之子希瓦拉卡悉他（Shivaraksita）的神圣供品，以众佛之名，供奉佛陀舍利。”
这一舍利盒高七厘米，出土时已经没有盖子，盒子底部中央为莲蓬纹，绕一周八瓣莲花纹。盒外壁上端和下端分别镶嵌形状不太规整的红宝石十二枚和十五枚，中部为八个浮雕人像，分别立于连拱门之内，可以明确为佛像的至少有两尊。佛两侧各有一胁侍，是帝释天（Indra）和梵天（Brahma），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贵族供养人。佛陀造像穿希腊袍服，并且采用希腊塑像的单足支撑姿态（Contrapposto）。这件东西可视为是犍陀罗希腊式佛教艺术（Graeco-Buddhist Art）的珍品。
值得指出的是，在毕马兰舍利函的上部，在每个连拱门之间，都刻画了一只伸展翅膀的类似雁形的鸟，若结合其他舍利容器，我们可以推断，这里展现的依然是桓娑。桓娑在这里的意涵，应该跟其他地方出土的舍利容器上的符号一样，代表着跳脱六道轮回等佛教教义。
贵霜迦腻色伽统治期间，布路沙布逻（Purusapura，今天巴基斯坦白沙瓦）成为帝国首都和佛教中心。迦腻色伽所建造的迦腻色伽大塔，或者汉文史料中的“雀离浮图 ”，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并且保持这个纪录达数百年之久。当西行巡礼的僧人从阿富汗的高山下到犍陀罗平原时，最震惊的莫过于看到这座宏伟的佛教建筑。法显、玄奘等都记载了这座伟大的佛塔。《洛阳伽蓝记》称之为“西域浮图，最为第一”。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层基五级，高一百五十尺，……复于其上更起二十五层金铜相轮，即以如来舍利一斛而置其中。”
一九〇八年九月和一九一〇年十一月，D. B. Spooner 博士带队在白沙瓦郊外的Shāh-ji-Dherī发掘了雀离浮图的遗址，这座大塔从发掘的情形看，呈现出十字的外观，直径达八十七米。塔基的细部，装饰着禅定的佛陀。
从塔基底座正中的地宫中发现了迦腻色伽舍利容器（The Kanishka casket，或者叫 Kanish kareliquary）。这一青铜铸造的舍利函，高十八厘米，直径十二点七厘米，保存在白沙瓦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存有一个复制品。根据铭文，其时代一般被定为公元一二七年（这一年，郑玄出生），也即迦腻色伽即位元年。其佉卢文铭文包含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接受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诸师，此香函为迦腻色伽大王（Mahārāja）供养的功德礼物……在迦腻色伽城（Kanishkapura，应该即 Purusapura，汉文史料中的布路沙布逻。可见此城曾经以迦腻色伽的名字命名）。以此功德祝愿众生福德圆满……”
这一舍利函的上半部中间的雕像是佛陀，被帝释天和梵天所护持。最下部一般认为体现的是贵霜君主的形象。舍利容器的盖子边缘装饰了一圈飞翔的桓娑，象征着从六道轮回中跳脱，这也是佛教的一种最基本的理想。有一些桓娑嘴上噙着象征胜利的花环。
迦腻色伽青铜舍利函
二〇一三年三月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拍卖的一件犍陀罗佛像，最终以六十万美元成交。这是一件非常罕见的青铜佛陀立像，犍陀罗和斯瓦特（Swat）地区，五至七世纪。高三十六点二厘米。最初属于东京私人收藏品，之后辗转换手，二〇〇四至二〇一三年保存在纽约的私人藏家手中。在佛像的四周，罕见地装饰着一圈浅浮雕的桓娑。这是在所见到的犍陀罗佛像中极少见的类型。作为象征灵魂和再生的桓娑，在这里象征着佛教对跳脱六道的追求。这一符号，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的那样，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非常常见。
犍陀罗佛像上的桓娑
公元一世纪，金质，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直径二点七厘米。一九八七年由塞缪尔·艾伦伯格（Samuel Eilenberg）捐赠，编号1987.142.290a,b。
桓娑作为重要的宗教符号，也出现在于阗。由罗杰斯（Rogers）基金会捐赠，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编号为30.32.8的彩色浮雕，长宽分别为十九点一厘米和十六点五厘米，表现的是带有花冠状尾翼的桓娑，出土于新疆和田和叶城之间的帕尔漫（Pialma），属于公元六至七世纪的于阗王国。这块带有桓娑形象的浮雕，是一座佛教寺院内部墙壁装饰的一部分，可以揣测，这只桓娑并非单独一只，而是如其他佛教遗迹所见的桓娑一样，是一长串圣鸟中的一只。这一长串的桓娑，很可能是围着四面墙壁的下沿，划出一个神圣的宗教空间。对佛教寺院而言，桓娑所代表的佛教意涵，应该和中亚出土的舍利容器、佛陀雕像上的桓娑是一致的。大都会博物馆同时也保存了这块桓娑浮雕上面的边缘装饰物，这是一块宝珠样式的框，编号 30.32.10，长宽各为十九点一厘米和七厘米。可以想见，这一装饰框也是围着桓娑形成整体的装饰。于阗是西域重要的佛教中心，对中土佛教有重要的影响。贞观十八年（六四四），从印度取经回国的玄奘，途经于阗，在此停留七八个月，受到热诚的招待。我们并不能确定玄奘在于阗是否看到过被桓娑图样装饰的佛教寺院，更无法知道是否玄奘曾在这一只桓娑面前停下脚步，但是可以合理推断的是，在玄奘停留于阗的时候，于阗的佛教寺院，的确曾用桓娑装饰寺院的建筑。武则天撰写的《大福先寺浮图碑》记载了于阗佛教装饰对洛阳大福先寺佛塔的影响：“于阗香像，尽写龙龛；舍利全身，咸升雁塔。”
大都会博物馆所藏带有桓娑形象的于阗佛寺的建筑装饰浮雕
在库车石窟天象图中，描绘有立佛像和数量众多的飞鸟，也是桓裟。我们这里举一个克孜尔石窟的例子，证明桓娑成行飞翔的形象也广泛见于中国的新疆地区，不论是龟兹，还是于阗，都看到了类似的形象。
从印度本土，到大乘佛教兴起的犍陀罗地区，桓娑作为跟佛陀、涅槃、重生、舍利供养等佛教意涵紧密相连的符号和形象，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进。一方面体现在佛教艺术和建筑上，不论是佛教雕塑、壁画还是舍利容器，我们都看到了桓娑成行飞行的形象；另一方面，作为重要的概念，“桓娑”被翻译为 “雁”进入中土佛教的话语系统，佛塔（塔的本意就是坟墓）作为保存佛陀舍利的神圣空间，如舍利容器一样，也就被冠以“雁塔 ”的名称。这一名称，并不被西安大雁塔所专有，也跟具体的某个僧人无关，它所植根的，是佛教最基本的信仰和思想传统，闪耀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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